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取得新成就、呈现新特点，进一步激发了国际学界研究中国问题、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由于邓小平及其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对当代中国影响至深，国际学界的邓小平研究保持了持续更新态势，推出了一批资料翔实、视角新颖的研究成果。海外邓小平研究为我国国内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了以他者角度反观自我、以世界眼光博采众长的新视角。本文将国际学界有关邓小平研究的重要著述加以整理分析，旨在拓宽国内邓小平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研究。
一、海外中国研究中的邓小平研究新动态
从国际学界研究成果来看，邓小平研究热度不减，研究阵容不断壮大。一方面，众多国际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持续关注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不断有新著问世。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所著的《跟随领导人：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一书于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剖析了自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极其特殊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中国国内政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学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合著的《邓小平：革命人生》（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一书201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传记作品，资料比较翔实、完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高龙江（John W.Garver）所著的《中国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China’s Quest: The History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800多页、近百万字，被兰普顿赞为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对外关系“最完整、最平衡、最与时俱进的著作”，其中对邓小平内政与外交互动的过程进行了翔实的考察。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罗纳德·基思（Ronald C. Keith）于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出版了他的新著《邓小平与中国的外交政策》（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这是一本集传记、历史、意识形态、外交为一体的著作，通过对邓小平的思想、人格、决策逻辑的刻画，来展现他职业生涯中的外交决策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世界。另外，美国波士顿大学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重新思考中国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哈佛大学托尼·赛奇（Tony Saich）的《从革命者到执政者：中国共产党一百年》（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China’s Leaders: From Mao to Now）等一批著作均于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面世，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了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历程。除了专著外，这些学者持续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战略研究季刊》（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等重要期刊发表关于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研究论文。这些资深学者持续推出的新成果反映了邓小平研究的热度不减。
另一方面，不少新锐学者和新研究机构也加入邓小平研究的队伍，从共产党人的领导力、长周期外交决策、减贫努力等新视角切入，采用质性、量化等研究方法对邓小平生平思想展开视角独特的分析。例如，哈佛大学杰里米·弗里德曼（Jeremy Friedman）2015年出版的专著《影子冷战：中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阐述了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的背景、内容和影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洪源远（Yuen Yuen Ang）在《中国季刊》发表研究文章，分析邓小平如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地区等战略实现国内经济“雁行”发展的愿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朱利安·葛维兹（Julian Gewirtz）在2017年出版的专著《不可能的伙伴：中国改革家、西方经济学家与全球化中国的形成》（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讲述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人们如何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求经济援助、实现中国与西方富有成效的交流的故事。
总的来说，新时代以来国际学界关于邓小平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更为关注邓小平在历史连续性与变化性中的角色，以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而且不断引入新视角、使用新方法，推动邓小平研究持续深入。
二、新时代海外邓小平研究的议题分布
新时代，海外邓小平研究的相关学者围绕邓小平的政治风格、政治主张和改革策略等议题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有创新观点的学术成果，多维度刻画邓小平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探讨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逻辑和影响，解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
（一）邓小平的政治风格
近年来，国际学界探讨了邓小平的政治风格，主要聚焦其对现实中国政治的影响。
1.务实的风格。国际学界普遍认为，邓小平最突出的政治风格是“务实”，如有学者称，“邓小平在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有关的所有政策领域都以‘实用主义’著称”。近年来，许多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以“务实”为特征的政治风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沈大伟认为，邓小平务实的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邓小平是“务实的改革者”，允许人民自己改造中国。“他有一种天赋，能够容忍并利用古老的传统来达到现代的目的。他挖掘了所有中国人基因中深藏的创业精神。仅这一点就释放了中国农村和城市潜在的活力，激发了持续至今的巨大的经济繁荣，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邓小平属于宏观管理的世界级领导人，而不是微观管理者。他善于将广泛的指示转化为具体政策，并安排党和政府的机构来执行这些政策。第三，邓小平在决策上更偏向于集体和共识导向，因此工作方式比较团结、果断和活跃。第四，邓小平倾向于系统地、经验地处理政策问题，坚持从顾问那里得到精确和实质性的建议。第五，邓小平对世界事务的复杂性有很好的理解，他一生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而有尊严的中国，同时在这一追求中让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体系。洪源远在研究中分析了邓小平务实风格的一个具体体现：他提出了评估成功的新标准“实事求是”，即如果一个特定的战略能够解决饥饿问题，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创造财富，那么这个战略就是成功的。高龙江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务实政策的基础，这意味着要承认中国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如果要实现繁荣和强大，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基思对西方学界关于邓小平“实用主义”的评价做了辩证分析。他指出，邓小平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理想的坚强领袖，他的“实用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制定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他认为，邓小平的务实风格体现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为捍卫中国国家利益从不退缩，谨慎又果断；但“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邓小平是一个‘老兵’，他不会把自己扔到敌人的钢墙上，做出徒劳的反抗姿态”。
2.制度主义者。傅士卓认为，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确实推行了一些制度化的举措，希望通过规范党的程序，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能够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但他更注重执行列宁主义的政党制度，通过“党管干部”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实现领导，制度化特征其实不够明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则认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职业化和职能专业化，这是其韧性（resilience）的来源。沈大伟明确把邓小平定义为“制度主义者”并进一步分析指出，邓小平警惕官僚机构发展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这种行为所导致的内部僵化；他要求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都要有活力、能动性和响应性；他启动行政体制改革，精简机构、下放权力，通过增强行政机构的能力来增强党和国家的能力。
3.个性特征。兰普顿指出，当需要作出战略决策时，一旦邓小平征求了有影响力的同事的意见，他就会采取果断的行动。他决策的规模和范围往往是巨大的。除了开启经济改革，邓小平还作出了其他关键的抉择：成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打开国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鼓励年轻人出国，让比较优势、贸易和教育发挥魔力，等等。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张晓明（Xiaoming Zhang）指出，邓小平的人格力量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性格，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像钢铁一样，不愿妥协。在追求中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拥有并展现出一种潜在的坚韧。美国兰德公司在报告中指出，邓小平在决策时能“确保客观性，直面复杂性”。
（二）邓小平的政治主张
邓小平为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新时代以来国际学界对邓小平的这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政策目标、实施机制和现实影响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1.坚持党的领导。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对邓小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思考进行了研究。赛奇指出，邓小平1979年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确立了一个统一全党的立场，这个讲话为党内与党外的行为划定了界限，目的在于“确保稳定，不允许改革沦为混乱”。沈大伟认为，对邓小平来说，有一件事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党。邓小平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心工作。在改革初期他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一直延续到今天。邓小平的改革旨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持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乔治·华盛顿大学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指出，邓小平认为经济改革对于恢复党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2.用人导向改革。国际学界从改革开放政策与干部制度改革互动的角度探讨了邓小平的用人导向。傅士卓指出，邓小平对干部的要求，不仅着眼于复兴经济，而且着眼于改革的长期稳定；邓小平对提拔年轻干部感兴趣，他认为年轻干部受过更好的训练，更愿意改革。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是为了“确保改革的未来”，使改革“在更广泛的政治精英中有显著的连续性”。美国桥港大学魏春娟（Chunjuan Nancy Wei）指出，为推进改革，邓小平实行了任人唯贤的晋升制度，着力给那些“更年轻、有革命精神、受教育程度更高、受过更好技术训练”的人提供机会。这一改革既确保了对党的忠诚，又保证了干部的技术能力。哈佛大学陈浩（Hao Chen）等学者在使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提供的干部数据后发现，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为了推动改革，更依赖于启用新人，因为新的干部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且被认为会更拥护改革。
3.外交思想。对于中国是不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国际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事实力的上升，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具有挑战性的外交问题时，必然不会再“低调外交”，而是会更为自信。有学者使用“中国幻想”（the China Fantasy）批评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接触，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与此不同，大量学者持中立立场，他们通过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决策思路来透视中国外交的逻辑，预测中国政策走向。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保持和平与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社会，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而不是争霸或破坏秩序。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在“独立自主”的框架下，“中国适度地融入不断变化的世界，同时专注国内经济发展”，这一外交政策的结构特征和基本定性，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些研究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不实噪音。兰普顿指出，在中国，治国之道始终是首先确定国家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是邓小平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论断，这使中国能够“向别人学习并参与全球经济”，“将稀缺的资源集中在国内投资上，并降低了中国大多数邻国的焦虑程度，从而使区域环境更加宽松”。弗吉尼亚大学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amck）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国内挑战的自然结果。
（三）邓小平的改革策略
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对西方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黑天鹅’的挑战”。国际学界对邓小平改革的特点和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解读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脱贫的“奇迹”。
1.试验性改革。有学者认为，中国成功应对挑战可以从邓小平改革的渐进性、试验性得到解释。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创始人、特里尔大学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在《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Red Swan: How Unorthodox Policy 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一书中指出，邓小平承认地区差异，推动地方试验和模式多样化，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开拓精神。魏春娟指出，由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没有先验的路线或蓝图，中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鼓励中国人通过试验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允许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同时起作用。洪源远用“有指挥的即兴发挥”来解释这种试验性：邓小平提供了一系列条件，赋予地方政府和市场参与者以自主发展的权力。正是这些基层参与者即兴创作了许多特定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问题，这些不同的变化轨迹相互渗透，累积起来彻底改变了整个政治经济。葛维兹则从思想上的包容和兼收并蓄来解释这种试验性。葛维兹强调，中国与西方思想的碰撞必须被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在这一时期取得如此巨大进步的一个关键但未被充分认识的原因是，非常开放地从世界各地寻找最好的想法，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实践中。这一开放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其结果是，中国成为一个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全球舞台上取得重要成就。
2.阻力最小模式。“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早在中国改革之初，就有国际人士指出：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聚焦中国如何成功实现这一点，新时代以来国际学界讨论了邓小平从阻力最小的地方突破改革的政治智慧。美国密歇根大学丹·斯莱特（Dan Slater）等学者认为，邓小平采取了三项措施保证这个过程顺利实施：首先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其次是重建党的机构，把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改革派联盟”；再次是把稳定放在优先地位。这样的改革有一个特点：社会主义原则继续指导中国的发展——中国仍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而经济实用主义则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进程。同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中国谨慎地开始向国际经济敞开大门，并整合符合市场取向的经济政策，努力将内向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改革从增量经济而非存量经济着手，阻力较小。洪源远评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为中国改革所贴的标签——“计划外增长”，即中国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之外开始的。狄忠蒲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像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一样立即废除计划经济，而是在少数“经济特区”试验市场和私有制，其余的经济则在中央计划下运行，这使中国通过渐进的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3.与外部共生，以开放推动改革。北京大学历史系外籍教授法恩瑞（Enrico Fardella）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把毛泽东的“对西方开放”进一步提升为“与西方共生”，将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合作联系起来。沈大伟指出，邓小平是一位经济国际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必须与外贸、国外投资和互动的开放联系在一起。在具体政策上，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接受外国投资，接受外国援助，发展出口驱动型工业并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扩大对外贸易。开放也延伸到教育领域，即派遣大量的学生、学者和科研人员到国外接受培训，同时向外国学生、研究人员和教师更广泛地开放中国的大学。
三、新时代海外邓小平研究的新特点
新时代，国际学界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和视野开阔，分析深度不断增加。现有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通过聚焦政治领袖风格的差异性和连续性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兰普顿指出，邓小平重返国内和国际舞台是中国改革时代开始的日子，开启了中国非凡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治理及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的看法既有连续性，也有巨大变化，这种连续性和变化性是理解中国现实的关键。潘佐夫指出，邓小平发起的市场经济改革引发了今天全世界开始谈论“中国奇迹”的局面，他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使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50%，他还带领中国走上了更加融入国际体系的道路。总的来说，邓小平是独特的革命家和改革者，他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重塑了中国。沈大伟通过比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和策略，分析他们如何在国际国内塑造了今天的中国。沈大伟指出，中国共产党风格的延续性首先表现在邓小平等领导人身上的很多共性，包括：提倡诚实、清洁生活、节俭、反对腐败以及其他传统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纪律、反对派性，强调党指挥枪；深受中国传统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强调儒家传统的人文关怀等；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尊严，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试图在制度上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减少社会贫困和不平等，提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社会弊端，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风格的延续性还体现在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的连续性上。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详细比较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各自国内实行政治领导的时间、掌控力、影响力等异同，以此说明为何中国在发展和追赶发达经济体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而苏联的成就却非常有限。
二是把邓小平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以此分析当前中国国家发展的动力来源、发展逻辑，以及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性。这是近年来海外邓小平研究的主要变化，主要体现为：从一般性介绍和解释邓小平及改革开放，转变为更深入地分析决策过程、思考逻辑；从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单独对象进行研究，转变为将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案例、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从而分析邓小平的现实影响、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机制。海外学者的主要研究角度是通过分析邓小平决策的现实影响力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延续性。兰普顿指出，邓小平最重要的七个“关键的战略性决策”仍具有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影响。这些决策分别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采用实用主义的改革方法，采用物质激励和市场的方式发展经济，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重视人才、提高人口素质，坚决维护党的领导，领导国家从自给自足到比较优势和相互依存。韩博天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试点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试点过程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政策形成过程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相比，有大体连贯性。这一发现支持了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观点，即“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实际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行”。
三是引入新资料、新视角，挖掘一手素材，以分析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和决策风格。新时代，海外学者在邓小平研究中充分使用最新的中国共产党官方文献，如领导人年谱和回忆录，并不断挖掘第一手的新素材，如访谈、口述史资料、田野调查等，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和交叉研究范式，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兰普顿的《跟随领导人：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一书“基于对558位中国人的采访、案例研究和大量文件，描述了自邓小平1977年复出以来中国非凡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国内政治、外交关系、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军民关系以及中国式的谈判方式”。潘佐夫在《邓小平：革命人生》一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这本书“以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的解密档案为基础。这些档案资料的核心部分包括以前未经查阅的大量的个人资料”，尤其是西方的其他邓小平研究者极少接触或使用的苏联档案。对大量素材的挖掘使得这一时期的邓小平研究对核心文本的解读和重要细节的把握更为客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决策、政策过程、邓小平的个性等刻画得更为精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逻辑、政策走向把握得更加深入。
四、结 语
邓小平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人物。新时代，邓小平研究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领域持续活跃，学者们对邓小平的政治风格、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给予充分重视，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分析、善用比较分析、充分挖掘史料，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中国的改革逻辑和国家政策走向有了更深入的分析。
但是，国际学界关于邓小平的前述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局限性。首先，研究范式上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一方面，有的学者从权力斗争、权力平衡和再分配等角度看待中国正常的领导层更替、政策变革，或者机械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并不符合实际。另一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中国事务的独立性和内在延续性，但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许多学者仍然以“威权”“民主转型”等范式分析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解读中国政治的特点。其次，研究的系统性不足。海外邓小平研究不断引入新视角、新资料，同时，一些以前比较边缘的话题也进入了研究视野，这使得研究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学科专业性得到提升。然而，这也导致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变得过于细碎，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邓小平作整体总结和概括的研究较少，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概括性较此前有所下降。最后，出现一定的学术政治化现象。海外邓小平研究一直有关注现实、回应时代命题的优点，但也由于欧美学术环境的变化，一些智库和部分新生代、中生代学者过度注重为现实政治服务，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
海外邓小平研究为国内学界“通过他者认识自我”和从时代角度看待邓小平提供了新视角。全面辨析海外邓小平研究的研究动向，掌握有关学者的研究专长、研究方法与主要观点，有针对性地积极运用、批判吸收国际学界关于邓小平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促进国内的邓小平研究和改革开放史研究，以更好地回答时代课题、讲好中国故事。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2期
文章作者：王达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陈雪莲（通讯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
